2004年10月30日,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和《糖尿病之友》杂志社主办的“北京市第十四届世界糖尿病日教育活动”在中华世纪坛隆重开幕。深秋的北京,已让人感觉丝丝的寒意。但在中华世纪坛的活动现场却是一片火热的景象,远远望去,人头攒动,众多病友正围拢在一支表演队的周围,表演者轻盈的舞姿、浑厚的歌声感染了所有的参会者,舞蹈、京剧、时装表演等精彩的节目不时博得阵阵掌声、欢呼声。
这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京城大街小巷的“糖友表演队”。然而,又有谁想象得到,这支具有专业水准的表演队伍竟是由30多位七旬上下、身患糖尿病的老年病友组成的。他们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大妈的带领下,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像节日般欢快、热闹。那位“领头”的老大妈就是与糖尿病病魔抗争30多年的病友、本文的主人公——王文英。
可能是被这种场面所吸引,或许是职业的敏感,受一种力量的驱使,记者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位大妈的面前。王大妈中等身材、精神矍铄、和蔼可亲,岁月沉积后的国字脸上透着一种平和、慈祥的笑容。交谈中,那略带胶东半岛口音的话语, 将她的生活经历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慢慢地将我们带进了她那30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着她对生活的真情流露,对糖尿病病友的绵绵深情。话语中透着一种质朴、热心、乐观、执着与认真,那爽朗的笑声始终回荡在她朴实无华的言语间。
王文英在糖尿病患者春季运动会现场与病友交流糖尿病大课堂讲座信息
无知与无奈的10年
“1968年,恶性肿瘤悄悄向我袭来,幸好发现得早,经历一场大手术后,总算保住了性命。然而,祸不单行,因手术后内分泌失调,我突然开始‘发福’,一检查糖尿病又找上门了。当时丈夫远在上海接受教育改造,我在北京邮电部上班,家里有患老年痴呆症的婆婆需要看护,两个年幼的孩子也需要我照顾。由于我对糖尿病的防治知识一无所知,‘必须终身服药,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警告不停地在我脑子里打转,我处在一种彷徨与无助的状态之中, 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甚至经常抱怨苍天对我如此不公!要知道,当时的我才37岁,我必须担起生活的重担,为了保全这个行将破碎的家庭,再难也得活下去。因此,我暗下决心,不能倒下去,不能就这样倒下去!”
生性倔强的王文英,不愿屈服于糖尿病病魔的折磨,坚强地支撑着一切,惟一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死”!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生活和医疗条件都比较艰苦,如何防治糖尿病别说病人是一片茫然,就是很多医生也是不甚了解。她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来控制血糖:先是饥饿法控制血糖,不吃早餐。结果低血糖不停地“光顾”,经常头昏眼花,出冷汗。
“危险终于降临,1978年在承德参加全国的计划会议现场,因发生严重的低血糖,我一头栽倒在会场,昏死了过去,为了抢救我,大会调动了军队和地方的多位专家为我救治才算脱险。这一变故并没有动摇我与糖尿病抗争的信心,接着又尝试高脂肪饮食,不吃主食,饿了就吃花生米、鸡蛋,结果不但血糖没有控制好,还增添了高血压、高血脂、高体重等新毛病,戴上了‘四高帽子’。于是,我又开始了降血脂、减体重的痛苦‘征程’:主食吃糠烙饼,副食咽清水煮菜,长期吃粗粮、素食。结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营养不良。由于严重缺钙,走路开始无力,睡觉腿经常抽筋……就这样,我在踉踉跄跄中度过了患糖尿病后的第一个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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